爱游戏,爱游戏体育,爱游戏平台,爱游戏娱乐,爱游戏官网,爱游戏官方网站,爱游戏豪礼,ayx爱游戏,爱游戏娱乐网,爱游戏app,爱游戏app体育,爱游戏AYX官方网站,爱游戏app官网,爱游戏官方网站

　　作者在2024年8月为这个新版《天津工人：1900-1949》写的“前言”中说，该书探讨的是“中国华北最重要的工业城市——天津碎片化的工人阶级的区域特性与生存策略”，这里三个紧挨在一起的词汇其实就是关于全书论述主旨最关键的提示词：“碎片化的工人阶级”“区域特征”“生存策略”，都是工人史研究中很重要的研究议题。接着她谈到了写这部书的个人学习背景和研究起源，对于了解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中美两国的民间来往也是一种有意义的个人叙事。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读本科的时候，她就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的时代背景是越南战争、反战运动、尼克松访华和中国进入“文革”后期，从美国的校园思潮来说则是人民历史观的兴起以及女权主义要求“让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make the invisible visible）。产生前来中国的愿望的具体诱因是受中国乒乓外交和尼克松访华报道的鼓舞，她报名参加了所有能找到的中国课程，学习中文和中国历史，渴望来中国。这里谈到一个有点意思的细节：她十几岁时获得的第一本护照明确禁止前往中国，第二本护照取消了这一禁令，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普通美国人获得中国签证仍然非常罕见

　　这里应该补充的是，1975年那次是贺萧在夏天参加了一个为期三周的美国来华旅行团，从大庆开始到长春、沈阳、大连和哈尔滨，现在看来对于当时刚读硕士的她来说，以大庆为参观中国的起点就很有预兆的意思。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SCPRC）积极开展的一个项目就是帮助美国学生前往中国留学，正着手写博士论文的贺萧马上递交申请，得到了前往南开大学的机会。在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贺萧参与了一个关于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市罢工女工的研究项目，后来又对1949年前上海棉纺厂的女工进行了一些研究。来天津的时候她原来打算继续深入研究女工史。但是很快就发现与上海棉纺厂很多女性工人的情况不同，北方女性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占工人的比例仍然很少，于是转向研究整个天津工人群体（据《一位来自美国的“老天津通”》，访谈记者：李静，《中国新闻周刊》，2025年11月3日，总第1210期）。

　　在1979年她开始研究天津男女工人的时候提出问题的视角就很有意思：“他们来自哪里，他们的工作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如何应对早期工业化的艰难条件，他们是如何维持生计的，他们制定了什么样的生存策略，以及他们产生了什么样的政治抱负？简而言之，我想知道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艰难条件是如何改变城市男女工人的生活的，工人是如何改变新兴城市景观的，以及他们在革命运动的兴起和成功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我还想探讨地区差异的问题，因为当时除了上海，人们对其他地区的工人阶级历史知之甚少。”（前言，第2页）这些都属于把日常生活史与城市史、工人政治史联系起来的研究视角和问题意识，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过时。回想起1979年我是历史系大二学生的时候，很多老师刚刚重新回到历史课讲台，他们的授课、研究在思想上有一个转变适应的过程，原来的“儒法斗争史”还会有某种延续，然后才慢慢地去转向所谓的“五朵金花”议题。如果说当时我们在阅读和讨论中还能学到一些东西的话，那正如王学典教授曾说过的，在论证假问题时显现出“真学术”。

　　在贺萧谈到的1979年至1981年在天津采访、查资料和做研究的经历中，有两个问题值得谈一下。一是从三条石历史博物馆引发的思考：“三条石历史博物馆曾用于展示小铁匠铺中学徒所遭受的残酷苦难，但当时已对公众关闭，尽管仍有工作人员留守，我还是能够查阅到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一些小作坊的记录簿，但似乎没人能确定，旧的剥削和苦难故事是否已经被完整记录下来。”“三条石主要是阶级斗争的场所，还是可能是一个繁荣的小规模生产的中心而应该作为天津经济生活充满活力的标志受到颂扬？答案并不明确。”（同上，第3页）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就知道从六十年代就开始流行的作为阶级斗争教育的天津三条石工人“血泪史”，但是在后来逐渐告别阶级斗争叙事范式之后很少再提起这个“三条石”。不知道今天这个三条石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叙事主线是否早已转型为工业机器生产史的叙事，现在看来当年贺萧在写这部《天津工人》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提出了革命史叙事与现代性叙事两种历史研究范式之间的转换问题。二是从工人生活史延伸到城市史的研究视角：“尽管革命前的天津社会早已远去，但在1979年，它的物质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发生太大变化。我仍然可以骑着自行车穿越天津各个‘租界区’那‘百衲被’般的地形……尽管三条石铁工业区里那些老旧的作坊已被改作他用，但其狭窄的街道在老城中国区的一角纵横交错，依然保存完好。因此，我当时的一个项目就是学习每一条小巷，以了解这个20世纪初的条约口岸的社会地理如何被保留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四个十年。”（同上，第3-4页）“条约口岸的社会地理”这个表述很有概括性，表明不是一般的城市史叙事。从那时到今天又过了四十多年，她对这座城市建筑环境的巨变的描述很准确和生动：摩天大楼矗立在市中心，历史街区被翻新成餐厅和旅游景点，工人阶级社区被拆除，居民被安置到多层公寓楼中，国有工厂也被重组和改造……“即使我足够勇敢，骑着自行车在拥挤的街道上穿行，我也将不知道该往哪里转弯。”（第4页）当年的作者的确是骑着自行车满城跑，去图书馆、老棉纺厂档案室查资料，访谈退休老工人，在这个过程中她慢慢听懂天津方言，甚至学会一些本地俚语。

　　可以从城市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贺萧谈到的这个“过去-现在”的议题。城市史作为一门学科虽然在二战前后就在美国兴起，但是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仍然未能引起史学界的重视，比如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Barraclough）那部影响挺大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ain Trends of Research in the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History，1978）中，完全没有谈到城市史研究。直到今天，城市史本身的学术定位、研究方法及其相邻领域仍然存在某些不确定性，究竟是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Paris，Capital of Modernity，2003）所呈现的那种“城市传记”（Urban biography），还是宏观文明史中的一个跨学科的知识领域，一直存在困惑与争议。对于不是来自建筑史、城市规划史专业出身的历史研究者，可能会比较同意英国城市史的创始人戴奥斯（H.J.Dyos，1921-2015）在1979年接受美国学者布鲁斯·斯塔夫（Bruce M.Stave）的一次访谈中提出的观点：“城市史不是一门学科，它甚至不是一个界限分明的研究领域。实际上，它应该被看成一种研究的策略。这是在具有一定问题、一定史料和一定基本理论的前提下所进行的当代史研究，是非常宽泛的研究。”（陈恒等著《西方城市史学》，商务印书馆，2017年9月，455页）虽然贺萧在她的书中和访谈中没有具体谈到关于城市史研究的概念与方法论问题，但是在她的天津工人史研究中的确包含城市史研究的视角和问题意识。美国历史学家、著名汉学家和城市社会史学者罗威廉（William T.Rowe）在为该书写的书评中说：“那些研究过中国城市的人很可能会发现贺萧对天津的描述既引人入胜，又并不真正令人意外；这座城市既富有自身的地方特色，又与其他大型商业城市的观察结果大体相符。……总的来说，《天津工人》对中国劳工史和城市史都做出了重大贡献。”（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6，No. 2 （May，1987）， pp. 396-398；转引自）的确是这样。

　　多年前我读过和介绍过英国城市史家马克·吉罗德（Mark Girouard，1931-2022）的《城市与人——一部社会与建筑的历史》（City and People：A Social and Architectural History；1985；郑炘、周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年1月），该书讲述的是西方都市发展中的人与社会的命运，以众多欧洲城市的个案分析了社会政治与经济生活是如何塑造着城市的发展面貌。该书第二章“制造业、贸易与金钱”中也有关于中世纪欧洲纺织业城镇中的工匠阶级的生活、工作与抗争活动的论述，这个章节的研究视角和内容与贺萧这部《天津工人》有非常相通之处。比如吉罗德谈到，“在所有的纺织工业城镇，工匠们只能居住在他们可承受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区域。这也就意味着，总的来说，他们居住并通常工作在城市的郊区。在那里，住房便宜，附近也有工作所需的淡水。……织布工们在自己的家里工作，报酬微薄，他们居住在远离河流、城市边上的贫穷的地区。……较贫穷的工匠的房屋大多只有一层，或最多也只是两层，比棚户好不到哪里去。在中世纪后期的佛兰德的城市，贫民住所主要为贫困的织布工匠而建，也许我们可通过它们了解贫困工匠的住房情况，不过建造房屋的资助者已用砖代替了木材。”（《城市与人》，35页）贺萧对于天津工人——各种行业和收入阶层的工人住宅情况有更为详细的论述，在第三章“工作多样性与工人生活”中就有专门一节谈工人的“住所”：穿过迷宫一样的狭窄的胡同，一个小院内围建着一些平房，聚居了三到十户家庭，好一点的是砖瓦房，其次是里外都用白灰粉刷过的土坯房，最常见的是只刷泥巴的土坯房，在雨季中房子就漏个不停。还谈到房子的大小、门窗、炕与灶、用火等具体细节。（《天津工人》，124-126页）又比如吉罗德说“现在的人们想要了解纺织城镇的一切已不太可能了，因为这种生活及绝大多数的建筑物已随风而逝。……但是即便原先工匠们居住地的建筑物已经被翻新，里边的居住者的职业也不同以前，这些地区仍是工人阶层的聚集地。漫步在这些区域，人们仍然不时地感受到它原先的风味。”（《城市与人》，37页）如同贺萧所说的，希望在书中“读者能够窥见一个已经消失但在当今时代留下印记的世界”。

　　该书的核心研究领域是工人史，贺萧所受的最大影响当然是来自英国历史学家汤普森（E- P．Thompson）在1963年出版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1963；钱乘旦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3月）一书。她在“导论”中详细论述了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史研究的核心观点和重要意义：“书中追溯了从1780年到1832年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这个时期‘大多数英国工人开始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以及在反对他们的统治者和雇主方面是一致的’。汤普森的研究不仅仅对英国历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更是在召唤一种新型的劳工史：一种不仅仅集中关注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的正规活动，而是更注重研究阶级形成的各个方面的历史。”（第1页）贺萧引述了汤普森常被引用的那个解释：“阶级是一种关系，而不是一个东西……如果让历史停留在某一时间点上，那就不会有阶级，而只会有许许多多经历的许许多多的个人；但如果我们在一个足够长的社会发生变化时段上来观察这些人，在他们的关系、思想和制度中观察模式，那么阶级将由人们自己生活的历史来定义，而这是它最终的、唯一的定义。”（第2页）个人的、生活的、历史变化之中的，这样的“阶级形成”概念对贺萧的天津工人研究产生极大的影响。另外我记得英国学者约翰·伦尼·肖特（John Rennie Short）在他的《城市秩序：城市、文化与权力导论》（The Urban Order: An Introduction to Cities， Culture， and Power，1996；郑娟、梁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中对汤普森的“阶级形成”概念的重要性也有过具体论述，他强调指出，在汤普逊把阶级和阶级关系作为理解历史变革的关键概念的论述中，所谓的阶级不仅是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定义，更是一个历史环节，而且是一个动态过程而非一个静态事实。肖特认为汤普逊的研究表明英国的工人阶级从组建足球俱乐部、自助社团、丧葬协会到组织自己的工会，在政治活动中表达自己、塑造自己，这就是城市激进主义运动和市民社会主义、英国劳工党兴起的历史进程（《城市秩序》，30-31页）。这种英国的工人阶级历史在欧洲具有代表性，肖特认为不管如何出现了激进与保守两种势力，总的来说城市公共生活还是成为政治激进主义和工会运动的温床。他进而分析了美国工人阶级“形成”的不同历史进程，认为其原因“要到两者不同的历史经验中去寻找：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城市正经历着来自欧洲的移民浪潮，关于人种和种族的政治活动超越了阶级身份的界限。也就是说，美国城市的族裔多样性阻碍了清晰的阶级意识形态的形成”（同上，32页）。贺萧也正是努力从不同的历史经验中认识和表述天津工人阶级的形成问题。

　　贺萧更深入地讨论了史学界如何从五个方面继续拓展了汤普森的研究，那就是：拓展了研究的地理范围，从英国拓展到欧美各国；丰富了工人阶级史的研究方法，如运用电脑进行的历史统计方法；扩大了被研究的劳动群体，包括对女工的经历、贡献等问题的研究；关注工人的激进问题并试图解释它；关注工人阶级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这五个方面常常是相互关联和交叉的，总之就是“工人阶级历史在各个方面与社会大历史的整合”（3-10页）。接着贺萧论述了西方和中国学界的工人运动史研究情况，认为都是关注重大事件、大规模的全国性抗议运动，而忽视了对“沉寂时期”的研究。她在注释中承认自己在这篇“导论”中没有讨论1949年以后中国史学界的工人史研究，而有大量的访谈和文献资料是在这时期整理出来的。但是她认为在“资料中常常把工人阶级斗争的动力归结为简单的整体压迫和联合抵抗间的截然对立。最近复苏的中国历史专业使这种可能性得以出现，即中国学者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对工人阶级史做出更广泛和更深入的研究”（12页，注释1）。在八十年代中期，这种简单化的“整体压迫和联合抵抗”叙事的确是国内工人运动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到了九十年代，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多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全6卷，刘明逵、唐玉良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在史料收集、整理和引述方面很有成绩，对于工人的生活史也有相当详细的关注和论述（如第一卷第二章“中国工人阶级早期的处境和劳动、生活状况”），但是在“阶级形成”的概念、工人与城市生活的关系、碎片化的个人命运与整体性的变化等基本问题上的确仍然呈现出固化的宏大叙事思维和论述惯习。

　　贺萧指出，中国工人的“不连续的激进性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历史事实。它促使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外部，去探究工人阶级是如何与社会其他阶级发生互动的。为了理解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沉寂，需要考察工人和统治阶级彼此之间的关系、暴力和非暴力政治权力的实施以及支配权问题。”因此要使研究向外，进入更大的社会，这有助于构建工人的行为和思想。（12页）另外，研究的第二个方向是向内：“转向工人阶级自身，更仔细地考察意识、组织和行为之间的关联。”这里涉及工人的流动性、短期性和农村保守性，与工人的战斗性的联系相当复杂。（13页）还有就是，关于工人战斗性的问题推动我们去研究“那些试图在中国的工作场所建立组织的空想家和社会组织者”，要研究这些人所带来的思想观念如何被工人接受或改变、对工人阶级意识的影响等问题。（14页）应该说，即便是到了今天，我们对于这里提到的相当复杂的、微观的问题的认识仍然是模糊的、不确定的。无论如何，从阅读汤普森、贺萧的著作，到反思国内学界从革命史模式到新革命史模式的工人阶级历史叙事，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工人阶级”不应是一个可以随意拼贴和封存在历史教科书中的概念，不是一个空洞的、与真实的历史进程无关的话语，而是在工业化、都市化进程中必然要自我形成的产物；无论是抗争还是妥协，“阶级形成”都是在具体的生活语境中产生、发展和变异的。

　　根据贺萧自己的概括，该书第一章和第二章呈现了天津的城市背景，前者着重介绍城市的地理空间发展及其碎片化，后者着重阐述在帝国主义和地区混乱的影响下，当地资本主义发展的变化莫测（15页）。接下来针对天津的工人阶级的碎片化、分裂性，性别分工的变化等状况，第三章描述了不同行业工人之间的区分，同时也指出其具有的共同点就是与乡村的联系、与家族之间密切的边缘与临时过客的地位。然后就是分别对三个主要行业的研究：第四章讨论铸铁业和机器制造业对学徒工的使用和虐待，第五章探讨了运输行业的社团组织和帮会同盟，第六章记录了棉纺厂厂主采用各种手段强制推行工业纪律的努力，包括利用劳动的性别分工和女工的性别弱势。在对这三个行业的研究中，还揭示了共同出现的主题，例如跨阶级联盟的重要性、作为解决冲突的手段、无处不在的制度化的暴力等。第七章揭示了工人们利用他们有限的休闲时间，加强和拓展能在城市中保护他们的关系网络；市场、娱乐、假日和庆典仪式成为了揭示政治和工作的文化模式的背景。第八章还原了天津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史，指出最有效的组织方式是利用工人之间已经存在的结盟。“然而，罢工是众多生存策略中的一种，不应作为分析工人阶级意识唯一可靠的指针。”（16-17页）总之，“本书是有关许多规模不一的企业的工人研究，既包括激进时期之间，也包括激进时期中的情况。本书不赞成那种研究体系，即让工人匆匆登上和离开相隔二十年的历史舞台，同时被动地和无人察觉地时刻准备着”（17页）。无论从哪个意义上都可以说，贺萧对于天津工人的城市生活史和阶级形成史、运动抗争史的研究都从不同角度和不同程度地揭示了在工人阶级研究中被遮蔽的历史叙事。

　　从研究者的个人语境来看，对工人阶级的研究往往与个体经验有更密切的联系。贺萧在去年接受澎湃新闻特约记者的访谈时回答了“您的父母或家族背景是否与工人阶级有联系？他们在观念或经历上，是否对您选择研究工人阶级产生过影响？”的提问，她首先谈了四位祖父母里有三位是移民，然后“总的来说，我对工人阶级的兴趣并不直接来自父母，但可能间接受到外祖母的影响，和她的谈话让我对阶级问题有了很强的意识”（《美国汉学家贺萧：工人、女性、农村》，澎湃新闻·翻书党，2025-09-29）。这让我想起法国社会学家、著名知识分子迪迪埃·埃里蓬（Didier Eribon）在他的《回归故里》（Retour à Reims，2009；王献译，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年5月）所讲的那种心情：出身于工人阶级的他羞于向人谈及自己的出身，在他的精神成长中充满了逃离自己所属的那个阶级的渴望，但是他同时对于别人蔑视工人阶级的言行感到极度不适，在翻阅1936-1968年大罢工资料时他的内心充满政治理念与情感上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让他激动到发抖（《回归故里》，13页）。贺萧虽然没有他那么复杂的情感，但是对于阶级同样有强烈的意识。

　　对于我来说，虽然不是出身于工人家庭，但是由于“工人阶级”这个概念在我们成长的青少年时代所具有的那种光环与我生活的广州市民环境所具有的冲突感，使我很早就朦胧地意识到“阶级”标签的不真实性。多年前我曾经参加了一次颇有意义的艺术家到珠三角工厂的考察活动，走进不同类型的工厂，了解和感受“工厂”与“工人”在今天的真实含义。行前策划者安排我给艺术家作一次讲座，我讲的题目是“在读书中与工人相遇”。我介绍的书有约翰·法比安·维特（John Fabian Witt）的《事故共和国：残疾的工人、贫穷的寡妇与美国法的重构》（田雷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袁进、丁云亮、王有富《身份建构与物质生活——20世纪50年代上海工人的社会文化生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丹尼尔·罗杰斯（Daniel T. Rodgers）《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吴万伟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等，还有台湾作家陈映真的诗歌《工人邱惠珍》。现在想起来，在《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中作者谈到1900年的巴黎博览会，作为主办方的法国人在自己的社会经济馆中竟然展示了有关工人的问题：学徒和童工保护、工资和利润分享、工人和雇主协会、工作条件管理、工人住房、合作商店、工人思想和道德发展机构、贫穷救助等等。这与贺萧在她的书中谈到的天津工人问题非常吻合。至于陈映真的诗，写的是一个台湾女工于2002年被资本家拖欠工资、抗争无果而自杀的真实悲剧，作者的自我道德拷问对我们也有着强烈的震撼：“我们写的小说和诗歌是多么苍白软弱，/我们的议论和运动是多么空虚伪善。”我说诗人以待罪的心情祈求邱惠珍的死亡能够唤醒和教育我们，在这时我想到的还有“打工诗人”许立志，我说应该谈谈在他一跃而去的身影后留下的诗歌，以及在他的诗歌中被诅咒的生产流水线，谈谈那些在诗歌中无法承载的打卡机……。“我们沿着铁轨奔跑/进入一个个名叫城市的地方/……最后发现身上仅剩一声咳嗽/一根没人要的骨头。”（《失眠》）。“打工诗人”提到了“一个名叫城市的地方”，仿佛在呼吁像贺萧那种把工人史与城市史研究连接起来的史学研究。我知道那位诗人“纵然声音喑哑，舌头断裂/也要撕开这时代的沉默。”（《我谈到血》）我也深深地知道，会有更多的历史学家走进城市和工厂，不断揭示出不应被遮蔽的工人历史叙事。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