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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庄村早期就有党的活动，为革命做出过贡献。魏清运1936年9月秘密加入中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9年发展本村魏绍曾、魏金起、魏金田、魏良田、李东成等人入党，并建立党小组，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42年，该村成立了有魏文林、魏绍增等党员骨干参加的21人民兵武装，配备步枪16支，站岗巡逻，维持地方治安，与邻村实行民兵联防，打击来犯之敌。并多次配合区队武裝，到焦楼、三春一带边缘地区活动，参加扩大解放区的战斗。1947年该村成立了农救会、妇救会等革命组织，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他们组织群众抬担架，送军粮、做军鞋，拥军支前：并动员7名热血青年参加八路军和地方武装。在后来的解放战争和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魏玉宾、魏金田、魏学思、陈章保4人先后壮烈牺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魏庄人为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

　　魏庄村历来重视教育，热爱文娱活动。清朝末年，本村秀才魏在村里办私塾。民国年间长垣县在此设区立小学。解放后该村与邻村联合办学。随着学生的增加，1978年本村单独办小学，有教室7间，3个教学班，5名教师：1990年扩建为完全小学，教育事业有了较大发展。恢复高考以来，该村已培养出大学生32人，其中研究生1人。魏庄人喜欢娱乐活动。解放前后该村活跃着一支30多人的高跷队，每年正月常在本村演出，自娱自乐。还应邀到附近村庄表演，小有名气。解放后村里组建了一支12人的曲艺队，唱河南坠子，农闲时在本村或外村演出。在当时没有电视的情况下，成为村民主要的娱乐消闲形式，颇受群众欢迎。2006年，该村投资6万元建文化大院，购置了各种文体设备，成了村民休闲、娱乐、交流的好去处。魏庄村的卫生事业发展也很快。解放前这里缺歪少药，现在村里建有卫生室，医护2人，村民小病不出村，就可得到很好的治疗。2005年，98%的村民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健康有了保障。

　　顿庄村是革命老区，抗战时期的根据地。早在1934年，该村顿玉阁、顿巍然、顿翠然、顿月亭等有识之士就参加了中国，秘密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发展党的组织。顿玉阁、顿月亭以教书为掩护，先后在本村、四王寨、黄堌等地办学校，传播马列主义，进行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该村建立了中心党支部，顿玉阁任书记，顿巍然、顿翠然为委员。当时，该村党员已发展到20人，邻村燕庄、杈行、许庄的党员也参加该支部活动，工作开展的有声有色。该支部还是濮阳中心县委、东长秘委、东明县委的地下交通站，负责同北至马军营、南到开封地下党组织的联络。为便于秘密活动，1941年冬至1942年春，挖通了顿庄至燕庄的地道，建立了民兵武装，购置了。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步从隐蔽活动转入公开的武装斗争，并成立了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组织。

　　该村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使敌人闻风丧胆，三区等反动势力，视顿庄为眼中钉，肉中刺。1947年3月，转移到河北，黄河以南地区沦陷后，三区等地方顽杂和逃亡分子组成的还乡团，卷土重来，疯狂报复，顿庄成了他们打击的目标。敌人以清查户口为名到该村搜查，进村就烧房、抓人、抢东西。一时村里火光冲天，狼烟滚滚，房屋被烧数10间，贵重东西被抢光，就连锅碗瓢勺也被砸的稀巴烂。农会长顿修彬、农会员顿普杨被敌人抓去严刑拷打，为保守党的机密宁死不屈。敌人黔驴技穷，最后将二人活埋。在那下，顿庄人受尽了折磨。直到1949年6月东明最后解放，他们才脱离虎口，重见光明。顿庄人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该村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顿玉歌，1912年出生于长兴集乡顿庄村。1937年加入中国，1938年至1939年任顿庄中心党支部书记。1939年5月至1940年10月，任长垣县竹林区区委书记。先在本村办学教书，后在黄堌“抗高”担任校长。期间，他在传播马列主义、培养党员干部、保证党的地下联络畅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41年至1942年，挖通了顿庄至燕庄的地道，建立了民兵武装，成立了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进步组织，使顿庄成为东垣县河东区的红色堡垒。1941年2月任东垣县县委委员，河东区区委书记。1943年2月至1943年11月任东垣县第六区区委书记。1945年至1947年8月，任东垣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后任曹县四区区委书记。1948年4月1日，在解放曹县战斗中，牺牲在曹县连庄村，年仅三十六岁。

　　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加强了对黄河的综合治理，控制了大水泛滥，该村生产日趋稳定。农业合作化时期，为了发展生产，他们依靠集体的力量，进行了改天换地的斗争，先后在村北、村南、村东开挖排灌渠3条，总长5300多米，并修桥建闸，疏通了排灌体系，农业有了较大发展。三年困难时期，由于自然灾害，致使生产下降，粮食减产，生活陷入困境。具有革命传统的顿庄人，依靠党的领导，积极进行抗灾斗争，逐步恢复了生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推行生产责任制，为农业注入了活力。他们加大投入，靠农业机械精耕细作，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实行科学种田，开创了农业的新纪元，生产发生了巨变。目前，小麦亩产800多斤，大豆亩产400多斤，农业年年丰收，家家粮食大囤满、小囤流。

　　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该村还大力发展蔬菜生产，已是滩区颇有名气的“蔬菜村”。该村种菜始于顿在杨一家开菜园，已有50多年的历史。解放初，大局已定，百业俱兴，群众生活也随之提高。顿在杨瞅准了商机，遂开了一片菜园。当时条件差，一眼土井，手摇辘轳，提水灌溉。他带领三个儿子，整日劳作，种菜、卖菜，销路挺好，手头宽裕。农业合作化后，该村作为副业保留了菜园，扩大了面积，仍由顿在杨儿子超然、高然，孙子付生管理，手摇辘轳改为牛拉水车，生产的蔬菜在附近集市上销售。改革开放后，顿付生在种菜上大做文章。他学习外地经验，更换优良品种，采取火炕育苗、地膜复盖、弓棚保温、化学调控、复播轮作等先进技术和措施，使蕃茄、辣椒、茄子等鲜菜，提前上市，价好畅销，收入丰厚。不少户纷纷效仿。村支部、村委会看到种菜能赚钱，也鼓励群众开菜园。并于1985年筹资办电，架上了高压线，为种菜提供了动力，手轧井换成了抽水机，推动了种菜户的发展。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顿付生的影响下，顿修亮父子5人甩开膀子大干，种菜面积大，品种全，不出两年成了“万元户”，1993年被评为县级劳模，参加了县里的表模会，披红戴花，受到表彰。从此，该村种菜普遍开花，基本上家家开菜园，形成了规模，吸引了大批菜贩络绎不绝地前来批发；本村菜农也大车小车地将鲜菜运到方圆百十里的城镇、乡村销售，生意红火，收入可观。同时，也带动了周围四王寨、燕庄、魏庄、曹庄等村的蔬菜生产。“一亩园，十亩田”。目前，该村种菜面积200多亩，户均年收入万余元。仅卖菜一项全村收入100多万元。不少户靠种菜发了家，致了富。

　　罗寨的土地，是建村时经县社领导出面协调，由顿庄、四王寨、曹庄、魏庄等村调拨的，耕地人均不过1亩。土地少，又比较分散，加之耕作粗放，水灾频仍，建村后的20余年，农业收入低而不稳，粮食不能自给，群众生活贫困，多亏政府年年救济，才度过了艰苦的岁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罗寨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全村80%的青壮年外出创业。有搞建筑装修的，有经商做生意的，有搞运输的，还有焊工、车工、木工、；毛瓦工，纷纷到外边找活干，抓收入。武高峰带领一班人长年在大连市从事建筑、装修；阎匡强、武进春、邢铜锤、邢钢旦分别在上海、青岛等地搞电焊、维修；武栓纪在建筑工地当铤筋技工；武进勇从事建筑预算。罗寨人靠勤劳的双手，一年四季忙个不停，经济收入逐年增加，家里越来越富。目前，他们吃的是白面，穿自：是“名牌”，住的是大瓦房。全村摩托车、电三轮车基本普及，还有大型货车、高级轿车各2部：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罗寨村生机勃发，正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贾庄紧靠顿庄，建村以来两村就和睦相处，一起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如同一村。旧社会，贾庄生产条件差，农业落后，且常受水灾，村民经济贫困，长年过着吃糠咽荚的穷日子。解放后，实行农业合作化，该村和顿庄划为一个生产队，牲口同槽喂，农具共同用，干活同出工，分粮一杆称，关系更加密切：在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中，他们并肩战斗，一起改变生产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两村同时推行生产责任制，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迅速发展，粮食产量大幅提高。目前，该村和顿庄一样，小麦亩产达到800多斤，大豆亩立400多斤。改革开放以来，贾庄人也开始务工、经商、开菜园，多渠道地增加收入，村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产条件日益改善，生存环境逐步改观。

　　燕庄地处滩区，为防匪盗水患，维护村民生命财产安全，在清咸丰三年（1853）筑寨。据传，族人李成德为筑寨卖地出资相助，事由长垣县衙督办，两月竣工。寨墙高2丈，厚4丈，周350丈，外绕寨海，深、宽各1丈，东西各有寨门。以后几十年间，此寨成为附近几村村民避匪逃难之处。清末该村寨毁于洪水，1929年重修寨墙，老会首李东亮筹划出资，动员方圆精壮人丁出工，以麦秸泥垛寨墙。寨呈椭圆形，东西长300米，南北宽230米，周800米，寨高12米，厚13米。寨顶外侧有拦马墙，5米留一垛口，用以观察或支架兵器。寨外以3米的间隔并挖两条寨海，各深3.5米、宽15米，海间密种坐地柳。有东西两个寨门，两侧均架可转动射击的大型火炮，并设堆放手雷、炸药的库房。修寨以后，观井设置护寨武器“大白龙”火炮一门、抬枪30多杆、铁炮6门、炸药10多箱。

　　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抗日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燕庄的党员队伍迅速壮大。李洪彩、李正典、李洪博、李洪昌、李正彦、李正昭、李东凡相继入党。先期党员和顿庄的党员同属一个支部.支部书记顿玉阁。工作方式是单线联系，支部开会一线党员参加，会址多选在坟场，集合有暗号，开会不点名。1940年，随着东明、长垣抗日政府的建立，李正彦成为本村第一任的村长，李东凡任农会长，李正典任民兵班长.李洪昌、李纯义任“青抗先”队长，李贾观任儿童团团长，李月琴、李小菊、李青芝分任姊妹团正副团长。民兵班有9支步枪，另有10余人自备耳巴炮枪。从此，村里民兵持枪站岗放哨。护送公粮。时任村会计的李洪藻把村里准备送给八路军的两匹布藏在牲口槽下，有人向伪三区区队告密，敌人对其严刑逼供，李洪藻咬牙不认，被打得10多天趴在床上不能翻身。

　　1941年燕庄成立党支部，李正昭任支部书记。翌年，日伪活动猖獗，日机狂轰烂炸，革命形势非常严峻。为便于开展对敌斗争，支部决定开挖燕庄至顿庄、许庄的地道及燕庄村南的防空地道。地道工程由董白荣设计、指挥施工：燕庄至顿庄的地道，全长约1000米，于1943年春完成。防空地道三个月挖好，可屯兵一个排：1943年春，村民李米贵早起拾粪至东门外，恰遇日军要进剿王店村，日军叫嚷着让李米贵为其带路，李米贵巧妙地将日军带开。日军发觉上当后，便将李米贵劈死在王店村头。燕庄民兵参加王高寨保卫战，李正安壮烈牺牲，两日后召开追悼会，以寄哀思。根据区人民政府的指示，燕庄村实行土地改革。时任农会长的李世才、村长李正志带领民兵、儿童团、青抗先等组织成员，开大会批斗地主首恶份子，地主李洪文畏罪潜逃。农会集合佃户，先“倒黑地粮”，再分浮财，最后分土地。贫苦村民追求的“耕者有其田”变成现实。

　　抗日战争胜利后，重新发动内战，把百姓再次推进苦难的深渊。1946年9月，定陶战役打响。燕庄部分民兵编入县大队，在三春集一带活动，牵制增援定陶之敌。三区区队猖狂反扑，还乡团趁机回村反攻倒算，对革命者大开杀戒。燕庄村农会长李东凡、儿童团长李贾观、民兵李发财被他们一坑活埋在李焕堂。还乡团在本村的一个走狗与本村在三区区长杨大炮手下当秘书的地主分子狼狈为奸，诬告十八户民兵家属是，意欲将其斩尽杀绝，全村笼罩在之中。冀鲁豫五地委决定，老弱病残者撤往黄河北岸解放区，留精干人员开展敌后武装斗争。在反报复斗争中，首先将混入民兵内部、为敌人通风报信的内奸枪毙，接着将一地痞流氓处决，并出示布告，数其罪恶，以儆效尤。1947年10月，南东独立团袭击敌三区区部，活捉本村参与活埋李东凡、李贾观、李发财并谋划讹诈十八户家属的首恶分子2名，在四王寨召开公判大会，即行枪决。另有两名还乡团的帮凶属罪大恶极，1949年被分别执行枪决。本村地主李洪文兄弟二人畏罪潜逃，解放后被逮捕，死于狱中。

　　燕庄人崇尚文化，但旧社会穷人念不起书，地主设私塾，只收富家子弟入学读书。清末设官办初级小学堂，民国元年改为燕庄小学校，1916年，长垣县立第六完全小学设在燕庄，1945年迁址到张老庄村东庙内，仍由燕庄村具体筹办、管理。1945年以后，由于战乱，学校遂废。这个阶段，燕庄村中产以上家庭的子弟基本上都能读完初小，稍富裕的就可读完高小，地主子弟则可外出就读。李国才毕业于邢台师范学校，其长子李洪猷考入北京大学天文系。李正君毕业于菏泽国立第六中学，曾就职于南京国民政府任秘书。解放后村里办起小学，穷人的孩子才有了上学的机会，当时40多名学生，1至3年级1个复式班，教师许联科。1982年，学校迁至村东，村里自筹资金盖教室12间，有4个班。2006年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入学率98%。燕庄村近30年人才辈出。李富才、李香云、李正祥大学毕业；李智才、李洪叶成为“工农兵”大学学员。1978年恢复高考后，已有中专生50人，大专生20人，本科生35人，其中硕士生3人，博士生1人。

　　燕庄村历史上是个无工、少商的农业村。在漫长的岁月里，地主占有80%的耕地，穷人只有给地主扛长工、打短工。因讨饭落居外地者20多户，且有6人死于饥饿。加之燕庄村交通闭塞，仅局限于利用自有资源搞加工，自产、自销。李奇才酿过白酒、李万禄蒸过馒头。解放后，燕庄村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革，村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1957年夏季，因交公粮超额，县奖励马车1辆，马3匹。1958年开始，吃饭也以生产队为单位合起了大伙。因小麦丰收，食堂办得不错。可是到农历六月初二洪水漫滩，青壮年防洪护寨，老弱病残人及大牲畜乘船越堤避水。水退后村民踏泥返村，麦子很快吃完，村里便组织劳力去堤东挖来红薯，足足吃了45天。后来，上级调来粮食、饲料、麦种，恢复了生产。村中最困难要数1959年到1961年上半年，连年多雨，不见收成，食堂补给困难，只好靠国家供应的粮食维持生活。1961年大伙解散，分些自留地、口粮田，村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同时，该村还大搞深翻改土，在重碱地修筑台田。台田上种杂交高粱，沟内种植田菁。杂交高粱亩产可达400来斤，但品质差，一年淘汰。而田菁耐涝、耐碱，产量高，有出路，秸秆还能织箔，一直到现在个别低洼地块仍种田菁。1964年以后，生产形势逐步好转，群众生活得到改善，队里也有了积累。先后到山西运城、内蒙、河南南阳等地购进大牲畜80余头。村里还鼓励群众饲养猪、羊及家禽，家庭副业开始复兴。

　　1973年到1982年的10年间，黄河漫滩6次。每次漫滩，从中央到省、地、县各级都派出工作组，并派来了部队、医疗队，又从梁山县调来木船，帮助抢险、救灾。之后，中央和省委指示：滩区实行“一麦一水”政策，高筑房台、村台。麦季留足全年口粮，秋季受灾或口粮不足，由国家补贴。1974年，村里修筑4个避水台。每个避水台高4米，占地2亩多。时任公社党委书记的温新月在燕庄村蹲点包队，他不仅早来晚归和村干部一起指导生产，还和村民一样装土、拉车垫村台，他这种与群众同甘共苦、积极奉献精神，至今让燕庄村民难以忘怀：1976年，在公社党委的支持下，造木船4只，每只可乘15到20人。秋季又上大水，村民驾木船到大堤救灾指挥部领取物资，运送病人裁医、学生上学。最大一次洪水当数1977年西黑岗生产堤决口，大流直下村南，支流过村西绕北，但人畜高居避水台上，安然无恙。

　　张老庄村在抗战时期就有领导的革命活动。1938年，顿庄员顿玉阁在张老庄先后发展党员张世轩、张道普，建立了第一个党小组。1941年，又发展张世忠、张世海、张世凯、张世龙、张道修、张世亮为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成立了农会、民兵队、妇救会等群众组织。老党员张世轩组织村民自筹资金购买了6支枪，开展保家卫国活动。1946年，在打留光、攻长垣、解放开封等战斗中，党支部组织村民出动担架4副，民工30多人，接送伤员。村里还送军粮，做军鞋，拥军支前做出了贡献。张世林、张道臣等参加革命，跟随部队南征北战，英勇杀敌。张世林在五营战斗中为国捐躯，年仅26岁；张道臣在战斗中多次立功，成为伤残军人。1947年6月，张世忠、张世轩、张世海、张世龙、张世凯、张世亮被三区阎秀瀛部抓住，拉到姚头村严刑拷打，逼迫说出党组织情况，但他们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不向敌人吐露任何秘密，被敌人拉到马厂活埋。本村有一地主子弟张秀生曾背叛家庭，参加革命，后又背叛革命，充当汉奸，与人民为敌。1932年，张秀生在圣寿寺高小读书时就成为员。1933年，张利用和伪三区区长阎秀瀛的表亲关系，打入伪三区内部做师爷。1939年任长垣县独立大队指导员。1940年阎秀瀛成为铁杆汉奸，张秀生随之叛变，使我地下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大批党员和农会干部被暗杀。1944年，许庄村员许联仲被张秀生抓到家里，准备晚上将其活埋，由于其家人托人花钱才幸免于难。1948年张秀生在开封被抓获，押回东明，于1951年处决。

　　张老庄村民解放前常受水、旱、蝗、疫四害之苦，过着穷困潦倒的悲惨生活。1942年，蝗虫遮天蔽日，庄稼颗粒无收，村民四出要饭。1933年6月，黄河涨黑炭水，造成全村房屋倒塌，牲畜家禽被冲走淹死。大水过后，有近70%的人家逃荒，奔波于山东、山西、河南、安徽省10多个县。解放后，张老庄村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贫苦人分了土地，有了牲畜和生产工具，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生活逐步改善。从1950年到2003年，该村虽然也遭受过黄河漫滩，但每次国家都派部队来抗洪抢险，当地政府派工作组、医疗队进村防疫，并拨救灾款，发放救灾物资，安排村民生活。洪水过后抽调县直部门人员驻村蹲点，帮助灾民搞生产自救。每年6月初，国家都派飞机到滩区洒药灭蝗。确保村民生产、生活无忧无愁。

　　明正统元年（1436），董氏从濮阳沙堌堆迁来建村，命名董家庄，后简称董庄。因与城关镇董庄同名，1981年经县政府批准，更名为西董庄。该村在清末民初曾归开州（濮阳）府管辖，为开州外庄之一，也称“飞地”。1936年属长垣县三区；1941年属东垣县六区；1947年属东明县一区；1958年属刘楼公社；1963年属长兴集公社（乡）至今。村民分属5姓。其中，董姓111户，340人；刘姓1636年从河南省淇县刘古帐迁来，269户，794人；王姓1625年从大屯乡王菜园迁来，73户，216人；白姓1955年从白庄迁来，10户，35人；毛姓1940年从毛庄迁来，4户，13人。村中刘姓在清乾隆年间曾辉煌一时，族中刘玉太、刘振藻、刘振九均为太学生，土地36顷，楼房瓦舍，还有占地30亩的习武场。

　　地处黄河滩区的东岳庙村，解放前土地少且贫瘠，村民大多靠给地主扛长工、打短工维持生活。风调雨顺，小麦亩产不过百斤，自然灾害严重，常常颗粒无收。黄河涨大水，不但财产尽失，还会危及村民生命。当年，村中有志青年选择了革命道路。张洪亮加入中国，任一区区委组织部长。在其带动下，村里很多热血青年投奔革命队伍。1943年秋，六区区长汪涛及机关人员驻东岳庙村南一民院内。日伪军来袭，董自荣率县大队两个排伏击来犯之敌，枪声骤起，杀声震天，敌人抱头鼠窜，我军穷追不舍，毙伤敌3人，缴获步枪两支，六区机关安然无恙。村民张洪志、张继成、郑世林、张廷备、张廷法、张兰田、张根成等随县大队编入某部13团，转战南北，英勇作战，张继成、张廷法、张廷备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张兰田战斗负伤，为一等残废军人。他们是东岳庙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