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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游戏- AYX爱游戏体育官方网站- 体育APP理论研究 城市更新的学理辨识和代际演进

2026-02-12 00:5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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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更新是一个受到全球广泛关注的话题。城市更新体现为城市发展中一种普遍的客观规律和现象,涉及社会发展、经济复兴、环境可持续性、参与合作过程、公共空间激活、历史遗产保护等内容。在英语语境中,这一概念存在多种表述方式,对应到中文常见译法包括:城市更新(Urban Regeneration)、城市重建(Urban Renewal)、城市再开发(Urban Redevelopment)、城市再生(Urban Revitalization)和城市复兴(Urban Renaissance)等。中国的城市更新概念有着比上述表述更加丰富而复合的内涵,但范围主要是在既有城市的城区范围,如果对应到英文语境,翻译成“Urban Regeneration”或者“Urban Revitalization”较为合适。

  19世纪,焦耳(James Joule)创立的热力学第一定律,证明了不同形式的能量都可以转化,且不同形式的能量在传递与转换过程中保持守恒。然而,当能量沿着转化链不断前进时,潜在有用功也会逐渐减少。与有用能量的损失相关联的度量被称之为“熵”(Entropy)。虽然宇宙的能量恒定,但能量转化过程降低了它的效用,即产生了“熵增”,这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会导致系统复杂性的损失,在封闭系统中产生更大的无序性和同质性。不过,所有有机生命体——无论是微小的细菌还是全球范围的文明——都能通过输入和代谢能量“负熵”来暂时对抗这一趋势。负熵可使有机生命体在演进过程中,通过增加结构与系统复杂程度来维持这些生命体的有序结构和活力①。

  纵观世界城市的发展演进,新生与衰亡、保留与淘汰、渐进与突进、复杂与简单、有序与无序等,总是成对发生在城市发展的新陈代谢进程中。城市更新就是要在城市发展中,通过市政基础设施的改造迭代、建筑载体的性能提升、事件动能的针灸激活、公众参与的互动协力、福祉场所的品质营造、集体记忆的共情共构等途径,慢慢提高城市复杂性和环境包容性,发挥城市有机生命体在新陈代谢过程中作为一个“控制系统”的熵增对抗能力。城市能够根据外部条件的变化自发地调整自己的行为,以便能让自身更加持久地保持活力。城市的控制能力是在不断地学习和试错中逐渐成熟的,涉及传承、扬弃和发展。城市是一个能够利用信息和能量来维持自身生存优势,并能够将其传递下去的耗散系统。城市演进的新陈代谢现象是历史规律所致(图1)。

  从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的演进视角看,历史文化活态性的保护传承非常重要。保护是前提,传承是目的,保护对象则包括了城市中那些曾经受到文化传统滋润、浸染并得以发展壮大的场所、场景、载体环境,以及习俗、技艺等。然而,并非城市发展中的一切都需要保护,熵增对抗需要激活再生的是城市发展各个阶段“光辉岁月”中的典型场景、物质印记和轶事典故[6-7]。如今人们常常谈“乡愁”,实际上人们往往愿意记住自己曾经经历的美好岁月、社区环境、人际关爱和场所场景,或者说,会天然选择可以作为“记忆遗产”“岁月包浆”价值存留下来的东西。我们不应只是简单恢复某个特定阅历人群曾经的集体记忆,而是要将城市更新行动目标建立在与现在年轻人乃至下一代人能够分享、共情和产生共鸣的场景营造基础上,因此,用与时俱进的规划理念、设计语言和语料,建构甚至共构一个能够穿越代际认知、具有共享交集的城市历史保护再生的更新场景十分重要。

  工业革命前,世界上多数城市多以管理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及政治、军事或宗教等为主要职能。受资源环境的“生态足迹”的限制,除了极少数都城和具有特殊功能的城市外,城市规模一般很小,布局紧凑,发展缓慢,生产力水平较低。那时的城市经常遭受饥荒、战争、流行病及火灾、水灾等的影响。根据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斯米尔教授的研究,1800年,全球只有50个城市拥有10万以上的人口,即使在欧洲,城市人口也不超过10%。传统社会中只能支持极少数大城市,绝大部分城市要保证城市人口获得基本的生活、生产、烹饪的能量供给——薪材资源,一般需要50~100倍于这些城市面积的耕地和林地[8]。前工业社会时期也产生过个别超大规模城市的改建活动,如明清北京城建设、罗马改造重建等,但这些都是强烈的政治或宗教动因导致的城市更新,并非能够产生代际普遍性影响的常规案例。更普遍的城市改建和城市更新是针对特定城市的发展管理、城市修补、局部整改、衰退治理,以及部分更新迭代,但其动因主要是局地性的,不是全球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革型的。

  工业革命引发乡村人口向城市快速集聚,城市的发展和人口的集聚相继受到了以蒸汽机发明使用等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18世纪5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电力发展和内燃机发明使用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等科技发展的重大影响。工业时代的城市功能、城市结构、城市布局、交通组织、街区模式及建设科技较工业革命前发生了迭代性的变革,金融贸易、银行保险、证券交易,以及公共交通、工人居住区等均成为新的城市功能。1801—1851年,伦敦城市人口从100万增加到了200万,但受交通方式的限制,城市面积只增加了很少一部分,结果导致城市新移民的居住空间和生活环境极度拥挤、传染病盛行,引发公共卫生安全危机。现代城市规划缘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要探寻并谋求城市公共卫生问题的科学解决方案。

  第三代城市更新的重点是城市公共空间、全龄友好环境、绿色可持续、建设适应和满足数字时代新业态使用和社会需求的城市环境等。目前的做法包括:改造或直接拆除工业时代初期修建、功能和性能衰退的建筑和基础设施,包括高层建筑、高架路以及交通路网功能调整等。通过市场、建造、运维等维度的综合考量和成本—收益计算,经由城市更新,新建性能和功能具有迭代性特征的新建筑,一般是更高、更大容量、更高科技含量、为城市发展和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的建筑。目前第三代城市更新主要发生在国际性大都市,如东京、伦敦、纽约、上海等。另一方面,也看到了一些国际都市为脱碳和回归“人民城市”目标的不懈努力,如巴塞罗那正在研究、编制和实施面向2050年的城市设计和更新计划,成为第三代城市更新的范例。中国也确立了2035年建成“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城市发展目标,而城市更新正是促成这一目标达成的“主要抓手”。

  自19世纪中叶起,巴黎老城开始改建,重塑城市结构和基础设施。在当时巴黎城市更新行动采用了历史城市“大拆大建”的做法,社会对此的评价毁誉参半。然而,从长时段的演进视角看,巴黎通过宏阔而系统的城市空间轴线设计和道路结构重组,轨道交通和上下水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后来的德方斯新区建设等完成了一个国际都市发展的现代转型。如今作为世界级都市代表的巴黎就是通过19世纪一系列持续的城市更新之后逐渐塑造出来的。巴黎的建筑高度控制经历了1784年的22 m、1859年的25~30 m、1967年中心区31 m和外围37 m的与时俱进的变化。如今的巴黎依然焕发着旺盛的生命活力。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重要创新就是巴黎主要通过城市更新的方式而非全部新建的方式来组织这场盛会,其艺术魅力令人叹为观止(图6、图7)。

  在城市交通发展方面,从步行城市、马车时代到汽车时代,城市街路系统的尺度、布局和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需要通过新的规划和设计来科学应对,并使其适配新型交通工具的需求。于是,我们看到了19世纪塞尔达为巴塞罗那城市发展转型而编制的格网发展规划(图8);海纳德在20世纪初为疏解巴黎歌剧院周边交通而创新设计的城市街路交叉口的环岛方案(图9、图10);1908年福特发明的“T”型车并批量生产进入家庭;与此同时,伦敦、巴黎、纽约、柏林、马德里、维也纳等城市的轨道交通修建、新型道路桥梁修建及各种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逐渐兴起(图11)。上述城市更新和建设的空间物理尺度与技术水平较之历史均有着巨大区别。这种城市更新也在很多近现代中国城市的转型发展中可以看到,如1921年孙科主持的广州城市规划、1927年发布的南京《首都计划》及其中山路的实施建设等。

  城市灾后重建也会使各类防患于未然的城市推动更新行动。工业时代的城市建筑数量和人口密度的快速增长使城市地区的安全隐患日益增多、火灾风险急剧提升。火灾防控目标推动了城市重建中健康和安全新理念的落实,“防火”逐渐成为城市规划和建筑修建的重要原则。1871年,美国芝加哥遭遇大火,大火烧毁大约18 000栋建筑,造成了300多人死亡,逾十万人无家可归。火灾后,公众呼吁必须改进建筑材料,认为芝加哥应该用“石头、砖头和铁而不是木头”进行重建。一些技术期刊研讨了防火技术,强调了混凝土建筑优秀的防火性能[14]。在经济社会发展、技术创新和创新人才汇聚的共同作用下,芝加哥城市景观在大火后彻底转型。与此同时,电梯的发明和钢铁作为建筑材料的使用催生了大量现代建筑和摩天大楼,为城市发展和历史城区更新带来了全新的可能。高层建筑不仅塑造了芝加哥现代城市的天际线,而且还影响并拓展了世界城市向空中发展的历史进程(图12)。

  工业时代的城市更新虽然使城市获得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发展,但物理载体及其环境也是要经历新陈代谢生命周期的,需要持续地维护、管养和更新。部分城市中心区的空间环境和重要建筑被持续输入“负熵”活力以获得持续发展。但对于大量资源型、产业分工型、地理区位型的城市而言,它们很难持续保持城市发展动能,而当年为特定产业功能建设的各类工矿设施、仓储设施、交通系统,以及低标准建造的居住生活环境,因为产业转型、技术迭代、国际竞争、资源短缺,交通运输方式改变,以及居住社区服务设施配置不足等原因,各种城市问题便显现出来。于是,这些城市普遍出现了衰退乃至“停摆”濒危的现象,亟待有效的城市更新干预。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水滨回归城市”为理念的世界性的城市滨水区改造就是这类城市更新的一部分[16]。伦敦金丝雀码头(图14)、巴尔的摩内港、波士顿昆西市场、纽约构台公园(图15)、上海江南造船厂、杭州钢铁厂、南京幕府山滨江改造、广州五仙门电厂、扬州小秦淮河街区漆器二厂等均对此做出了有益探索(图16)。

  中国在第二代城市更新浪潮中实施完成了很多成功案例,包括超大尺度的北京首钢改造更新和上海滨水区老旧工业仓储低效用地提质增效的城市更新。南京新街口商圈的城市更新也是一个重要的成功案例,该地区是地铁1号线号线的换乘枢纽,通过持续更新改建,孕育出了近年来国内销售业绩顶尖的德基广场,以及由金鹰百货、新街口百货、中央商场、大洋百货等汇聚的国内著名商圈。中小尺度的知名案例则更多,包括多年前实施的北京菊儿胡同,近年的广州恩宁路永庆坊,深圳南头古城,北京崇雍大街、景德镇陶溪川,南京小西湖,福州烟台山,泉州金鱼巷,扬州东关街、仁丰里和小秦淮河街区等。居住区更新领域也涌现出一些新的变化,以重庆市红育坡片区的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为例,其在项目推进过程中体现了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多方共商共建、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等特点。

  东京丸之内地区持续发展则是更具城市尺度影响力的第三代城市更新实例。三菱地所在该地区的开发建设已有从1890年到2019年3个阶段共130年的时间。从2020年开始,三菱地所实施新一轮面向国际大都市的“丸之内NEXT STAGE”宏大计划,以期通过努力加强革新创造与数字基础,推进能够提高个人生活质量、有助于发现并解决社会性问题的城市建设。以“丸之内ReDesign”为主题,力求实现“通过人与企业的交集孕育全新价值的舞台”的目标。为此,基于“再城市化”目标,三菱公司先后拆除早年前川国男设计的东京海上救援总部大楼,并聘请皮阿诺在该用地上设计了一座100 m高的新一代具备节能与环保性能的木结构写字楼;大丸地块上则拆除了当年的日本大楼等建筑,并由三菱地所、藤本壮介和永山佑子合作设计标准层达到100 m×100 m的超级摩天楼——“东京火炬”(Tokyo Torch),设计的目标是创造更多元、更生态、更宜人的城市公共空间(图23);体现高层建筑在建造技术、双碳绿色等方面的新的科技进阶,核心还是超大的标准层能够满足世界500强企业入驻的功能需求②。同时这一项目还将协助首都高速公路地下化工程在2040年完成建设(图24、图25)。

  《建筑实践》的官方媒体报道,上海市静安区锦沧文华改建项目2025年入选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的第二批《城市更新典型案例集》。经研读分析,笔者将该实例改造特征概括为:保存基因、功能置换、空间重组、结构重建,属于一种近乎“原拆原建”的第三代城市更新案例。1990年建造的锦沧文华大酒店原为五星级酒店,建筑地下1层、地上30层。随着城市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变化,业主计划将酒店改造成甲级写字楼,但原酒店层高仅为3.2 m(净高约2.5 m),停车位仅30个,无法满足甲级写字楼的标准。2014年,晋思(Gensler)设计公司参与更新改造,并协助业主确定建筑改造方案。更新设计采取了整体结构置换和地下室使用空间扩容的策略。包括:将原建筑的每4层合并为3层,楼层数由30层缩减至21层,标准层高由3.2 m提升至4.5 m。针对地下车库扩容,设计则将主楼以外的裙房部分地下室由1层增加至4层,车位数从30个增加至350个,满足更新后的建筑功能配套需求。

  巴塞罗那的城市再发展规划也是第三代城市更新的重要案例。1859年鲁埃达(Salvador Rueda)提议在塞尔达规划和开发的区域内,可考虑将街道改造成供行人使用的开放场所,同时也作为绿色基础设施系统的一部分,增加绿色开放空间[17]③。这一改造的关键在于一项提案,即每三条街道中只保留一条作为机动车的交通要道,从而将9个原有的“塞尔达街区”围合成一个400 m×400 m的超级街区(superblock)。以前的街区道路交通采用汽车和行人共用街道的模式,现在新的提案是将街道重新设计成提升城市生活和工作体验的场所。汽车、公共汽车和卡车将继续使用外围的街道,但超级街区内的街道正在变绿和变得人性化。当地居民的车辆、自行车、紧急服务车、消防车、环卫车和清洁服务车仍然可以在绿色街道上行驶,但时速不得超过10 km/h。根据这一设想,到2050年,巴塞罗那还将实现面向生态和人本目标的绿色开放空间体系的重构(图26)。

  城市更新实质上是一项具有持续性、多方协同的熵增对抗及有机生命体活性持续的城市再生理念和行动干预。历史上自城市诞生以来,更新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城市更新不仅是一个持续求真、求善、求美、求活的存量提质增效过程,更是一个城市机体功能不断优化、调适和演进的过程。文中引述分析的城市发展和城市更新实践场景,均与三代城市更新存在一定程度的对位,但少数场景也有代际的交叠。其中,第一代城市更新已经基本完成、第二代城市更新正在进行并部分完成,第三代城市更新则正初露端倪,并逐渐成为方向地标,很契合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转型中的“创新”赋能的供给侧主题。认识尊重并科学顺应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把握城市有机生命体新陈代谢特性是三代城市更新干预行动得以实施的共性前提。

  中国将城市更新作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关乎中国式现代化和“现代化人民城市”愿景的实现。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在十分紧凑的时序上经历了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的过程,并分享了三次工业革命及其叠加的成果,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200多年的城市发展历程。在此大发展、大建设的过程中,既有与城市结构、功能和交通系统重组建设有关的第一代城市更新,如改革开放初年的城市旧区大规模改造,建设高层建筑林立的城市中心,另外,轨道交通亦成为很多大城市迈向现代化力争获批建设的标配设施等。也有工业仓储用地和城市低效用地功能置换、拆改留,以及与城市事件相关的第二代城市更新。目前也有了上海锦沧文华酒店、杭州浙工新村等“原拆原建”类的第三代城市更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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