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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艺术观念和创作方法，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最早是从技法角度来看的，称写实主义，即主张把自然对象真实地描写下来。但人类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把艺术的写实手法推上了巅峰。后来更普遍使用现实主义这个提法，这就不光是真实，而且是更强调一种观念。这与当时社会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目光开始关注普罗大众甚至劳苦的底层人民。领军人物如库尔贝，他举办过名为“现实主义”的画展，展出《碎石工》《奥尔南的葬礼》等。库尔贝的《世界的起源》，用前所未有的写实手法、角度去描绘人体，因完全颠覆了传统的画仙女、贵妇人体的含蓄方式而引起争议，以至于该作品很晚才得以在博物馆陈列。代表画家还有米勒，他塑造了很多淳朴农民的形象，如《拾穗》《晚钟》等。还有如柯罗等一群在巴比松写生的风景画家及其作品。

　　第三个问题，今天讨论现实主义精神极具当下性，因为当前艺术创作中普遍存在浅表化、同质化、概念化的现象，用表象描绘替代深刻的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与揭示，许多作品也难以呈现人们在当代现实社会的内心挣扎，现实主义对现实观察的真实性以及表现现实的真诚性都因某种功利企图而被扭曲了。尤其是数智图像带来的便利给绘画创作带来了某种假象，绘画创作似乎通过软件就可以把摄影转换为绘画作品，这种假象可能是对人类绘画艺术的深层损伤，至少当代绘画创造力的缺失与普遍的数智图像经验反噬不无关系。而更深刻的问题则是这种数智软件生成的艺术，不仅导致艺术对生活真实、心灵真实的疏离，绘画图像毫无生活的温度，而且不断损耗了手、眼、心与绘画媒介形成的深层机制。这里追问的艺术本质，是机器图像能否真正替代人手、眼、心的艺术创造性。

　　究其原因，我认为首先是创作主体对于生活的体验不够深入，对于题材对象的理解与情绪的聚积不够充分。与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相关，造型艺术的“真实”与“现实”，分别指向艺术创造的两个层面，也展现出审美形态的双重语境。造型艺术的本质与视觉真实的幻象密切相关，“真实”常被作为面向美术创作的重要价值标准。特别是当下的主题性美术创作，经常会涉及“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问题，这里的“真实”往往具有复合性的特点。五四时期文艺界对于“真实”的理解偏重于“为人生”的层面，强调以真诚的态度展示、表现大众的现实人生；此后革命文艺思潮的“真实”带有某种激进理想主义的色彩；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真实”则体现为典型性与理想化的结合。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美术创作乃至整个文艺创作领域的“真实”呈现出动态的、渐变的特点，不同个体、不同时代对于“真实”的理解也存在差异。

　　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主题是“当代美术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精神”。我们知道，关于现实主义的概念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看：一是作为艺术手法，也就是作为技巧的现实主义，通常是指19世纪的画家库尔贝、米勒等人创立的以精确、客观的写实技巧描绘日常生活和社会场景的艺术流派，是从视觉上追求“真实”和“写实”的表现；另外一个维度是精神的现实主义，其核心要义不是“像不像”，而是“真不真”，所强调的是艺术对于现实世界的介入、关怀和批判，它聚焦于现实主义的精神。作为精神维度的现实主义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比如说关注现实，揭示现实问题，表达人文关怀，进行批判性反思，等等。现实主义精神在库尔贝、俄罗斯的巡回画派，乃至中国的徐悲鸿、林风眠等艺术家作品中都可以见到。

　　现实主义精神并非只体现为写实的手法、现实的题材，而有着更广阔的含义，其根本的意义在于关怀现实、表现现实，核心是“真实”。自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兴起之后，就存在着两种真实：物理的真实与心理的真实，前者属于视觉形态的范畴，后者则属于精神范畴。比如，同样是表现历史事件，王盛烈的《八女投江》以写实的技巧来进行抗日女英雄的图像叙事，而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却以立体主义的手法来表现法西斯的残暴，两者的表现手法截然不同，但都在作品中体现出现实主义精神。在当代艺术中，现实主义往往体现为一种心理现实、社会情绪或历史记忆，它不一定直接描绘现实，而是以艺术的方式介入现实，多元化的艺术语言则为现实主义精神拓宽了疆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实主义不仅体现为艺术家身体的“在场”，更体现为精神的“在场”，它是艺术家和现实之间的纽带，也是防止艺术创作滑入和虚无观念的基石。

　　近现代开始了直面现实人生的现实主义文艺实践，讨论当代美术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精神，我认为应在近现代以来的文艺发展史脉络中予以考察。现实主义美术创作的核心是“为人生的艺术”，这一文艺传统源自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艺，鲁迅、茅盾、田汉等前贤的文艺思想与艺术实践导其先路。百年来，这一精神资源在美术领域的学理梳理、经验总结方面仍有广阔空间，亟待研究者深耕细作。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平衡，是这一领域延续至今的重要课题。当下的现实主义创作，在语言技法层面已无复杂难题，核心困境集中于形而上的思想立场与情感表达等方面。我们亟须摆脱浅表、机械的描摹，赋予作品时代温度与悲悯情怀，构建更具开阔视野和时代胸襟的现实主义。同时画家在主题性创作中深入构思的能力有待培养。当下不少美术创作还在执着于二三十年前的固有题材，而对新时代正在发生的建设工程、现实生活等缺少真切可感的笔墨丹青实录。基于这些，我认为今天的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包括主题性美术创作应该再深入一步、再缩小一点、再细致一些。画家仅止步于工厂大门和建筑，未能深入到真实的车间流水线；宏大题材的“大而不当”与细节刻画的粗疏，会制约作品的感染力——不妨让宏大叙事适当“缩小”，在细节处再下功夫，让真实通过具体场景直抵人心。从百年前的“为人生而艺术”到今天的时代书写，现实主义精神始终是文艺创作的灵魂。唯有坚守真诚的文化责任、追求深广的生活真实，既承续文脉，又扎根当下，方能让现实主义美术在新时代焕发出持久生命力。

　　三、 AI时代下守护“人”的在场与温度。我认为，AI是强大的工具，但也是一个危险的替代者。它可以作为艺术家搜集素材、激发灵感的“超级资料库”，帮助我们突破想象力的某些局限。在我的版画创作中，每一刀都承载着我当下的情绪、判断与修养。这种“手感”和“偶然性”，是艺术最珍贵、最不可复制的部分。而AI生成的图像，是数据与算法的产物，它没有与工匠们交谈时内心的震动，更没有在漫长创作中反复斟酌、痛苦抉择的精神历程。现实主义艺术所追求的“真实”，是经过艺术家心灵过滤、饱含情感与思考的“第二自然”，而AI提供的，更多是一种空洞的视觉仿像。因此，我们面临的挑战，不是如何用AI画得更“像”，而是如何坚守艺术中“人”的主体性。

　　最后，现实主义的落脚点是做“真实可信的人”，而情感是作品的灵魂。上学时老师常说“做的人要真实可信”，这并非单纯的温情表达，而是对情感本质的坚守。潘鹤的雕塑作品《艰苦岁月》聚焦老红军与小红军的爷孙情，这种真挚情感触发了观者的内心共鸣。今年我在创作《烽起磐石——杨靖宇》题材作品时，我深刻体会到写实与结构之间选结构、结构与感觉之间选感觉的道理。起初我执着于典型形象的塑造，后来发现唯有强化雕塑的结构语言，才能撑起作品的精神内核；而着色阶段，情感注入让作品从客体与本体的重视再走向主体表达。无论是烟火气息还是家国情怀，情感都是作品的驱动力，是连接创作者与观者的桥梁。作为雕塑实践者，我坚信现实主义的力量。它要求我们直面现实本质、坚守艺术本体、传递真挚情感，在具象的塑造中承载时代精神与人性温度。唯有如此，雕塑作品才能超越表象，成为有张力、有灵魂、有力量的现实主义表达。